生活是第一的,赚钱不重要。麻烦在于,一旦遭遇天灾人祸,就很难再有办法。郑晓园说,“贫困的核心是不能产生累积性的财富”,又说“即时收入即时花,即贫困”。郑晓园的话有道理。
在秭归县桂垭村十一组组长刘必春家调研,正好遇到来串门的组长的舅妈,今年72岁,女儿早已出嫁,儿子45岁,光棍,间或到外面打工,丈夫78岁,身体不太好,生活能自理。刘组长舅妈身体还是很好的,利用三、四亩山地种玉米、红薯养猪。每年收入,玉米可以卖一千多元,其余主要靠养猪,2015年养了三头猪,卖了一头,杀了两头。因为丈夫当过兵,每月有325元的军人优抚。此外,她和丈夫每月有70元的农村养老保险。当然,消费也最简单,主要消费一是吃用,二是人情。她说她每天要喝一斤苞米酒,8元一斤的那种,用玉米换,不喝酒身体就会痛。她抽旱烟,每月要三斤烟叶,20元一斤,每月70元的养老保险花60元买烟叶后还可以剩10元。平时不会买菜,自己种菜就可以了。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每年要杀两头猪,2015年杀的两头猪毛重都在250斤左右,仅猪肉就得了360斤,全部熏制挂起来,可以吃一年。相对于相当有限的收入,每年杀两头猪显得很奢侈。她却说,今年只杀了两头猪,人均不到一头,不算多的。刘必春舅妈家更大的消费是人情。2015年年底我们访谈时,她说全年已送出人情6700元,马上八组一个货车司机的儿子要结婚,再得送300,就到了7000元了。四年前,她丈夫做手术住院,八组这个司机送了200元看望过,现在还人情要加一点,就要送300元。
因为农业收入太少,儿子打工也早早回来,挣钱不多,刘必春的舅妈说2015年入不敷出,要吃老本了。好在她家还有老本。更好在她和她丈夫一年没有生大病花钱。随年纪一年年增大,刘必春的舅妈就可能赶不起人情了。儿子光棍,将来也没有收回送出去人情的机会。但赶不起人情也得赶,因为父母还在,就得代光棍儿子送人情。待父母去世,别人会来送人情。没有结婚的儿子再照着送人情的礼单,一一还回人情,就再将之前广大的人情圈缩小到本村民组来。
我们到刘必春家访谈时,刘必春的岳父岳母刚好杀了一头300多斤重的年猪。刘的岳父岳母都已80多岁,身体还好,两个女儿都已出嫁,与儿子媳妇分开过,现在一般不参加村里的人情,也没有能力参加。两个女儿都嫁在附近,大女婿刘必春就是本组人。两个老人种田,收入有限,粮食够吃,剩余粮食主要是养猪,杀年猪吃一年。两个老人的现金收入,除了两个女儿每年给一些以外,主要是国家发的农村养老保险,每个人70元,再加20元高龄补贴,每月90元,乘2个人,乘12个月,每年2000多元,对于消费水平不高的农村老年人,是一大笔钱。
刘必春有六兄弟,刘是老大。按当地惯例,家庭老大结婚即分家,老二结婚再分家,一直到老五结婚分家出去,老房子就留下了老六和父母,这样一个时间段,父母年岁已高,家庭经济条件不好,老六就没有娶上媳妇。刘必春的父母都算高龄,母亲83岁、父亲94岁去世,2012年父亲去世,六弟已经43岁了。现在六弟正在还回别人的人情,2015年,刘必春的六弟已经送出4000元人情。他在外打工时就让刘必春代他上人情。待全部人情还回去了,刘必春的弟弟就会缩小人情圈,一般除了亲戚以外,不再到其他村民组参加人情,而将人情圈限定在本村民组内。
刘必春的六弟已经连续5年外出打工,每年外出打工四、五个月就回来了。之所以打工四、五个月就回来,一种原因是打工太辛苦,另一方面是四、五个月的打工收入就足够全年开销了。按刘必春的说法,如果不用送人情,光棍出去打两个月的工就可以回来吃十个月了。再打工,再回来吃,既不积蓄也不建房。刘必春六弟的房子还是与父母同住时的土坯房,土坯房冬暖夏凉,好像也还不错。
刘必春所在桂垭农民似乎对打工都有一种半心半意,很少有人全年打工,更少全家出去打工。且打工多在工地上而较少进工厂。工地上,一个工期结束,虽然还没有到春节,大家拿到钱了,就提前回家过年,到了第二年再出去,因此,一年打工八、九个月就算是很多的了。
刘必春现在住的也是土坯房,他也不打算再建楼房了。十一组是高山组,比较贫穷,但全组40多户只有大约十户还是土坯房,其他都已经建了楼房和砖瓦房。建楼房既难也不难,一栋楼房大概要花十多万元,当地建楼房,一般是先向亲属和朋友借钱建房,再出去打工赚钱还债。在当前已形成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背景下面,即使在建筑施工工地当小工,一天也有一百到二百元的工资,夫妻两个辛苦一点,省吃俭用,一年攒下几万元并不是难事。不过,桂垭农民似乎攒钱能力不太行,因为收入多的农户就一定开支大。在建房借债没有还清之前,农户可能会相对克制消费,一旦有了闲钱,就一定会有用钱的地方。所以,桂垭村农户存钱的并不多。刘必春说,十一组40多户绝对没有存款超过10万元的农户。
刘必春还住土坯房,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两个女儿都已出嫁,没有儿子,建房给谁呢?刘必春今年63岁,家里就夫妻两个。刘的身体很好,他的主要收入是在附近打零工。秭归是三峡坝区,各种国家项目还是比较多的,这些项目需要劳力,刘必春每年打零工可以有大概一万元的收入,这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。此外,刘必春夫妻都已60岁,每人每月有70元的农村养老保险。他们还享受每年大约2000元的计划生育养老保险。农业收入主要是玉米,每年玉米可以卖5000元,其余用于养猪。一年喂七、八头猪,自家杀1~2头,每年养猪的收入大概有2000元。此外还种了点茶叶,只是刚种不久,还无茶叶可采,也没收入。所有收入算上来,刘必春一家一年收入大概2万元略多一点点。
刘必春家的消费也相对简单,主要是吃用和人情。从吃用来看,因为不种水稻,每年要买粮食,一年1000元;夫妻两个抽烟,一个月6条烟,每条烟20元,一年1500元左右;年节买菜买酒,1000多元;2015年春节为了招待女儿女婿回来,花1200元买了一只羊;衣服基本上由女儿女婿买;其他油盐酱醋费用若干。算上来大约需要5000元,再加上自家杀1~2头猪,日子其实过得不错。
人情是一大开支,2015年人情花去4000多元,高峰时一年人情要花8000元。因为两个月女儿都出嫁了,自己家基本上不办人情,刘必春家的人情因此算是少的。
这样算下来,刘必春家每年还略有积蓄,所以他借了二万多元给大舅子盖房子。他们每年积蓄一点用于养老。
刘必春的两个女儿,小女儿高中毕业,嫁到外地去了,不常回来。大女儿初中毕业嫁在本村,38岁,有两个小孩,一是读高中,一个读初中,正是用钱的时候。大女婿常年在外打工,一年打工收入3~4万元。女儿在家照顾两个小孩读书,主要是每周接送住校的孩子,换洗衣服,从来就没外出打过工。公公婆婆66岁,不算老,主要是在家种那几亩玉米和喂几头猪。与刘必春的弟弟打工半年休息半年不同,刘必春的女婿打工比较辛苦,访谈时,刘说他女婿刚完成一个土地的工程,又转到云南务工去了,到腊月十几才回来。两个孩子读书,不打工赚钱是不行的。
有趣的是,在桂垭村乃至在秭归县,父母一般不愿意帮儿子媳妇带孙子,所以儿子媳妇很难同时外出打工,而往往是儿子外出打工,媳妇在家带孩子。问及原因,他们说,父母带孙子,责任太大,万一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不好办,因此一般都是媳妇在家带孩子。这样,农民家庭往往是一个人打工,一家人吃,打工就很难有积蓄。村妇女主任的大女儿也是嫁到本村,与大女婿一起带孩子到北京打工,大女婿是裁缝,有专业方面技术,一年有10万元收入,到了年底回来只剩下一万元,原因是女儿在北京带孩子,消费很高。
桂垭十一组42户中,共有十五、六个人常年在外打工,夫妻外出打工的仅有三户,其中一户在孩子一岁时夫妻就外出打工,孩子留在家中让婆婆带,不过这样的一种情况很例外,而且,媳妇不是本地的,是在上海打工时认识的江苏姑娘。这一户家庭很难,还是土坯房,夫妻两个出去打工,一年存五、六万元并不难。几年下来是可以建起楼房的。
目前全组42户已有十七户建了楼房。只有两户没有借钱,而是靠自己存款建起了楼房。其中一户是男主人到上海打工10年,每年存钱不多,年数多,建房子不差钱。还有一户夫妻外出打工四年,儿子也出去打工,所以有钱建房子。其他新房都是先借钱建房,再外出打工还钱。一旦钱还完了,再外出打工的动力就不高了,所以刘必春说,当地农村是“够吃、没有存款”。
应该说,秭归山区人多地少,农业生产条件是很不好的,尽管如此,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背景下面,秭归农村的农民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,无论是文化还是观念都已完全适合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需要,都可以走出大山,到城市务工经商,只要秭归农村的劳动力愿意进城务工经商,他们就能够得到远多于农业的收入。若因为残疾等原因无法进城打工,这样的家庭就会陷入贫困,成为贫困户。桂垭村十一组共有五户低保户,其中三户为残疾,一户的户主摔伤了正在治疗中,一户丈夫去世,上有90岁的婆婆下有上大学的女儿。此外,十一组还评出11个贫困户,除以上五户低保外的六户也都是没有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农户。只要有劳动力外出务工,就可以有比较高的收入,就可以摆脱贫困状况。
问题是,外出务工如何走向富裕,如何开始形成积蓄。桂垭十一组的情况表明,当地农民进城务工基本上是以能够在村庄过好日子为目的。因为要建房子所以外出务工,因为子女要上学,所以外出务工,因为人情压力,所以外出务工。一旦务工收入足够村庄内的家庭支出与生活,就没有必要再外出务工赚钱了。生活是第一的,赚钱不重要。麻烦在于,一旦遭遇天灾人祸,就很难再有办法。郑晓园说,“贫困的核心是不能产生累积性的财富”,又说“即时收入即时花,即贫困”。郑晓园的话有道理。
无论如何,秭归农民的消费是很有趣的,他们的生活是“安逸”的,生活面向村庄而不是要离村而去。秭归农民的生活与我在鄂西恩施农村见到的是一个样,也与四川重庆农村很相似啊。